0. 社交媒体网红文化与数字身份建构：文献评述

1. 引言：社交媒体、网红文化与数字身份建构的背景与核心概念

社交媒体的飞速发展已将数字平台转变为个体构建与呈现数字身份的核心场域，并催生了独特的网红文化，对当代社会互动和身份构建产生了深远影响[1,6]。Instagram作为典型代表，拥有超过10亿月活跃用户，其在2022年促成了规模达150亿美元的网红行业[8]。这一现象不仅改变了信息传递和消费模式，也重塑了公众意见的形成机制[6]。

网红现象的演变可追溯至2005年博客平台的兴起，随后逐渐扩散至Facebook、Twitter、YouTube、Instagram和Snapchat等多元化平台[1]。网红被定义为利用社交媒体进行自我推广以吸引大量追随者的微型名人，其影响力根据粉丝数量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级，并按内容类型（如美妆、时尚、美食）进行细分[1]。早期，网红通过分享日常生活（如时尚、美容、健康、旅行、美食和室内设计）与追随者建立关联性和真实感[8]。随着网红经济的成熟，网红营销成为品牌与社交媒体网红合作的策略，网红通过展示和使用特定产品或品牌来获取报酬，其在线形象和个性对受众对品牌的反应具有决定性影响[2]。

社交媒体在身份构建中的演变尤为显著。个体通过平台提供的工具（如上传图片和视频）公开分享生活，从而探索和创建定义其身份的在线叙事[7]。这种“在线身份工作”（online identity work）允许个体选择性地展示或隐藏信息，以社会期望的方式呈现自我，并通过滤镜、话题标签和个人资料图片等方式实现自我呈现与印象管理[7]。Instagram的“粉丝”（followers）和“关注”（following）机制，以及单向连接界面，模仿了名人与粉丝之间的关系，网红通过精心策划的自我呈现来维持这种关系并被受众消费[1]。然而，随着人工智能（AI）技术的融合，社交媒体正面临根本性变革，未来可能出现AI影响者和代理主导用户互动，或去中心化网络增强用户自主性的局面，这引发了对真实性、信任和数字影响力本质的深刻疑问[5]。

关于社交媒体作为“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哲学反思至关重要。阿伦特（Arendt）意义上的传统公共领域强调深入的理性讨论，而社交媒体则倾向于情感化和快速反应，这使其易于被用于宣传和控制，难以通过引入必要规则进行有效管理[6]。这种特性导致数字公共领域在身份建构中表现出与传统公共领域的不一致性，引发了对网红权力滥用、透明度和消费者保护的伦理考量[6]。

在数字身份构建的复杂图景中，“数字身份”（digital identity）、“自我呈现”（self-presentation）、“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和“真实性”（authenticity）是核心概念。

• 数字身份：指在线可用的个人信息，它不一定与现实生活中的身份一致，且可由个体控制在线呈现的内容[8]。它是“个体对其自身的主观解释，基于其社会人口学特征、角色、个人属性和群体成员身份”在虚拟世界的映射[7]。
• 自我呈现：指通过选择性地展示线下自我的最佳特征并在网上放大，是用户在社交媒体上构建身份的关键方式[1]。网红作为内容创作者，通过制作和展示精心策划的身份来推广个人品牌[1]。自我呈现策略包括“普通人”（the everyman）、“意见领袖”（the opinion leader）和“微名人”（the micro-celebrity）等类型，这些策略直接影响消费者对品牌的反应[2]。
• 印象管理：指通过无意识和有意识地影响他人看法来塑造积极印象的行为[1]。在网红的在线内容发布中，这体现为“前台表演”（front stage performance）与“后台自我”（backstage self）的分离，即线上内容是他们扮演理想角色和形象的“前台”，而自我真实则保留在“后台”[1]。
• 真实性：对网红工作至关重要，但却存在一个悖论：真实性不应是刻意构建的，但网红为了显得真实，可能需要有意识地创造真实感，这被称为“商业创造的真实性”（commercially created authenticity）[8]。成功网红的关键在于构建引人注目且足够真实的数字身份，从而吸引并影响他人[8]。然而，这种“真实性悖论”（authenticity paradox）可能导致严重的身份冲突，引发心理困扰，如抑郁、焦虑和倦怠等问题[7]。

戈夫曼（Goffman）的戏剧理论、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与社会认同理论（SIT，Social Identity Theory）共同解释了网红及群体在社交媒体上的身份建构过程。戈夫曼的戏剧理论为理解网红的“前台表演”和“后台自我”提供了框架，揭示了网红如何通过精心策划的自我呈现来管理受众印象[1]。符号互动论强调身份构建是一个通过社会互动（特别是语言和交流）实现的持续过程，并且受到复杂且相互冲突的话语影响，而非固定不变[1]。社交媒体上的点赞、分享、评论等互动行为，正是符号互动论在数字语境下的体现，用户通过这些互动不断塑造和重塑其身份，形成一个动态的反馈循环[3]。社会认同理论（SIT）指出，个体的自我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其社会群体成员身份，这在社交媒体语境下尤为相关，因为在线平台能够促进和强化社会认同的形成，从而形成超越地理界限的社区和“集体身份”（collective identity）[3]。社交媒体通过提供表达信仰、价值观和经验的空间，促进了这些集体身份的创建和强化，甚至使边缘化声音（如残疾人身份）被听到和认可，从而促进包容性和代表性，但也可能加剧分裂和强化刻板印象，产生“回音室”效应（echo chamber effect）[3,4]。

综上所述，社交媒体、网红文化与数字身份建构是一个多维度、动态且不断演变的复杂领域。本章为后续的深入探讨奠定了理论和背景基础，对相关核心概念进行了系统梳理与界定，旨在为读者提供对主题的初步认知，并建立对这些核心概念的统一理解。

2. AI驱动的数字身份实践与表征：真实性与伦理挑战

在数字时代，社交媒体网红文化的核心在于其数字身份的构建与呈现，而“真实性”作为这一过程中的关键要素，其定义、感知与维护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性[5,6]。本章节旨在深入探讨网红“真实性”的多元维度，比较不同研究对其定义与衡量方法的异同，并分析商业利益与真实性感知之间的内在冲突。随着人工智能（AI）技术的飞速发展，AI在赋能多模态内容创作、互动模式及商业变现方面展现出巨大潜力，但同时也对传统意义上的“真实性”构成了严峻挑战。

本章将首先界定AI驱动下数字身份的演进，包括AI网红、AI虚拟形象及AI代理等新兴概念，并剖析AI如何重塑多模态内容创作与交互模式。其次，将聚焦人类网红在多模态内容创作中的真实性叙事策略，探讨不同自我呈现策略（如素人、意见领袖、微名人、边缘化群体网红）在AI语境下的效果与挑战。接着，章节将审视AI介导的互动如何塑造社群动态，以及这种新型互动模式对信任与社群凝聚力的影响。最后，本章将深入分析商业化对网红真实性造成的困境，并结合泰勒（Charles Taylor）的真实性理论，探讨网红身份的商品化、双重性与差异性如何使其难以保持真实性[5,6]。同时，本章将讨论“两面派自我”和“引人注目的非真实性”等概念如何改变对网红真实性的理解，并揭示其背后的心理机制与社会压力[1,7]。通过综合现有研究，本章旨在阐明AI驱动的效率提升与真实性维护之间的矛盾，以及网红在平衡AI使用与保持原创性方面的持续争议，并探讨“真实性”对网红可信度与影响力建构的重要性，特别是边缘化群体网红如何在倡导真实性与商业真实性之间寻求平衡[2,4,8]。

2.1 AI驱动的身份演进：AI网红与多模态表征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领域中的身份建构模式正经历深刻变革，涌现出“AI网红”、“AI虚拟形象”和“AI代理”等新兴概念[5]。这些概念虽然都涉及人工智能在身份表征中的应用，但在其定义、人类控制程度及操作透明度方面存在显著区别。

首先，“网红”通常指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影响力变现的个人或群体。在此基础上，“AI网红”被定义为具有逼真外观、个性与行为的合成角色，其核心目的是影响消费者偏好和社会趋势[5]。其虚拟特性模糊了人类与人工内容创造者之间的界限，且其运营常隐秘进行，缺乏透明度。例如，虚拟AI网红Miquela Sousa的案例，其拥有“完美身体”与“完美生活故事”，为奢侈品牌代言，却引发了“谁是真正的网红？”与“责任归属”的伦理拷问，凸显了AI网红身份的完全虚拟性及幕后人类操作者与线上形象的分离[6]。

其次，“AI虚拟形象”则指人类用户创建并定制的数字形象，虽利用AI技术增强外观、行为或能力，但其核心仍受人类控制，并公开透明其操控者，作为人类的数字延伸而非独立实体[5]。它们是用户个人身份的数字化投射，而非独立的人工智能实体。

最后，“AI代理”代表了人工智能影响者的最先进演变，是能够独立执行复杂任务的自主软件实体，涵盖内容创建、受众互动和决策等多个方面[5]。AI代理能够适应受众反馈并在多个平台持续运营，其运作方式既可以是公开的AI，也可以隐秘地模仿人类行为[5]。这三种概念在人类控制程度和操作透明度上呈现递进关系：AI虚拟形象完全由人类控制且透明；AI网红则由人类在幕后操作，但其AI身份可能不透明，模糊了创作者与被创作物的界限；AI代理则具有高度自主性，甚至可以隐秘模仿人类行为，进一步加剧了识别真实性与透明度的挑战。

AI在多模态内容创作中的角色日益凸显，极大地提升了内容制作效率[5]。AI工具能够协助生成想法、构建脚本，并自动化照片、视频和音频编辑，从而缩短内容制作时间并确保质量一致性[5]。例如，网红利用AI工具优化邮件管理、语法校正、字幕、翻译和通信，以提升专业性并扩大受众覆盖。在创意领域，AI作为协作工具，不仅加速了内容产出，还确保了跨平台内容的质量一致性，甚至AI生成的声音也比人工录制更便捷高效[5,6]。从商业角度看，AI通过分析受众数据和营销活动表现来优化预算和财务规划，提供搜索引擎优化关键词建议，并深入洞察受众偏好，从而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内容策略[5]。AI甚至在合同审查和谈判等复杂任务中发挥关键作用，通过简化法律语言和突出关键条款，降低品牌合作风险并改善成果[5]。

然而，AI生成内容对原创性和真实叙事带来了显著挑战，并加剧了线上真实性危机的讨论[6]。AI辅助工具在改变叙事逻辑和视觉呈现传统边界的同时，也引发了效率提升与真实性维护之间的矛盾。AI网红如Miquela Sousa的案例表明，完全虚拟的身份可以迎合线上趋势和商业需求，从而构成了一种“不同的身份”范式，其线上形象与创造者的真实身份完全脱节，甚至隐藏了创造者的真实面貌和声音[6]。YouTube对AI生成内容的规定，即不强制披露“明显不真实、动画、包含特效或使用了生成式AI进行制作辅助”的内容，进一步凸显了AI在多模态身份表征中的复杂作用，以及用户在区分真实与AI生成内容时面临的挑战[6]。网红在使用AI工具提升效率的同时，如何保持内容的原创性与真实性，以及如何透明地披露AI的使用，是当前数字身份建构与影响力传播领域面临的持续争议与重要研究议题。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探讨AI驱动的身份演进对社会信任、消费者行为以及数字伦理的深远影响，并探索平衡AI技术创新与真实性维护的有效策略。

2.2 人类网红的多模态内容创作与真实性叙事

人类网红在数字空间中通过多模态内容创作构建并塑造其数字身份，其核心策略在于叙事与真实性塑造。网红的自我呈现策略多样，主要包括“普通人策略”、“意见领袖策略”和“微名人策略”[2]。普通人网红通过分享日常生活中的挣扎、不完美以及亲密的个人信息，如想法、感受、价值观和信仰，以增强与受众的亲近感和真实性[2]。意见领袖则通过展现某一领域的专业知识和获得第三方认可来确立其权威地位[2]。而微名人策略则侧重于通过展示奢华生活方式和与知名人士的社交关系来提升美学吸引力，以类广告或时尚杂志的专业摄影风格呈现内容[2]。

网红在身份传达中主要利用视频、图片和文字等不同内容形式。以Instagram为例，“帖子”（posts）通常是经过精心策划、拍摄和编辑的永久性内容，旨在吸引粉丝并推广品牌，体现网红的“前台”形象[1]。相反，“故事”（stories）则为持续24小时的短暂内容，提供日常生活的瞬间，被视为更随意和亲密，用于与受众建立个人联系和维系“真实性”形象，有时会展示“幕后”内容以营造亲密感[1]。这种“帖子”与“故事”之间的平衡，揭示了网红身份的“分裂”，即在精心打造的品牌形象与日常真实的自我之间进行切换[1]。此外，“滤镜”和“无滤镜”照片在构建真实性叙事中扮演重要角色。滤镜用于美化图片，提升视觉吸引力，是维护其“美学身份”的必要手段。而“无滤镜”照片则作为一种策略性自我披露，旨在展示“真实自我”，以此区别于传统名人，并维持与粉丝的连接和信任，尽管这种“无滤镜”本身也可能是一种精心管理的自我呈现方式[1]。视觉内容（图片和视频）因其更能引发强烈情感反应，而在塑造群体成员认知和联系方面具有优势，文本讨论则作为深度参与和反思共享价值观与目标的平台，促进对群体目的和个体角色的更深理解[3]。

内容更新频率、质量与互动性对身份稳定性和粉丝忠诚度具有显著影响。微观网红尤其面临粉丝数量增长带来的社会期望，需要平衡内容发布频率和内容类型以满足粉丝需求[7]。例如，当粉丝激增时，网红会感受到巨大的内容产出压力，担心点赞量下降或形象不佳会影响粉丝看法，甚至难以平衡工作与个人生活，导致对外在形象的过度追求和内在的不真实感[7]。网红为了获得关注和维持影响力，会不断调整其自我呈现方式，包括通过滤镜、摆拍、内容编辑等手段美化形象，甚至为了迎合粉丝偏好而创造一个“新自我”或“在线版本”[6]。这种“选择性自我呈现”导致了线上与线下自我的差异，网红通过试错法观察哪些内容能带来更多点赞和观看量，从而相应地调整内容，如表现得更积极乐观，或在视觉上进行增强[6]。

不同类型网红的身份建构策略存在差异。微观网红会采取“在线身份实验”和“在线关系建立”等策略来探索新身份，例如改变个人简介和内容方向，以及通过点赞、评论、标签品牌和地点、使用话题标签加入特定在线社区，以及与其他网红合作等方式，建立与个人兴趣更契合的线上关系[7]。在实验阶段后，他们可能选择“在线与离线身份的区隔”，建立更清晰的界限，或者“通过在线多重性增加身份”，创建多个Instagram账户来承载不同的在线身份，以应对真实性悖论并维持影响力[7]。生活方式网红则通过“真实与虚构的二元对立”、分享个人生活细节、提供有价值的内容以及揭示幕后工作来构建其“真实性”[8]。然而，这种真实性可能是一种精心策划的表演，或仅停留在表面。部分研究指出，网红可能存在“两面派自我”和“引人注目的非真实性”模式，挑战了传统上认为网红必须真实才能成功的观念，暗示了在某些情况下，精心构建的虚假形象或魅力本身足以吸引和维持受众[6]。边缘化群体网红，如残疾网红，则通过突出残疾相关主题和倡导性内容进行自我呈现，分享积极且“真实”的个人生活经验和旅程，挑战传统污名化叙事[4]。值得注意的是，其倡导内容往往与商业内容分离，并以个人视角呈现，缺乏呼吁集体行动的号召，与残疾权利行动主义中常用的抱怨框架形成对比，显示出一种新型的、个体化的倡导形式[4]。

共享内容在强化共同身份方面扮演重要角色，这与个体网红的叙事策略形成对比。用户通过分享个人故事、兴趣、奋斗和成就来表达个体身份并形成群体叙事，增强归属感[3]。例如，在健身社区中，分享前后对比照片或集体训练视频，不仅庆祝个人进步，也强化了健身社区的集体身份[3]。这表明，虽然个体网红通过精心策划的叙事构建个人品牌，但共享内容则能通过共同的经验和价值观连接个体，形成更广泛的集体认同。

现有研究在人类网红多模态内容创作与真实性叙事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但仍存在局限性。多数研究侧重于特定类型的网红（如微观网红、生活方式网红）或特定平台，导致其普适性可能受限。例如，关于生活方式网红真实性构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瑞典样本[8]。此外，对于“非真实性”模式（如“两面派自我”和“引人注目的非真实性”）的批判性分析深度不足，未能充分探讨其对追随者长期信任和心理健康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8]。残疾网红的倡导形式虽新颖，但其局限于个体层面，缺乏与集体动员的明确联系，这揭示了数字行动主义在促进群体行动方面的潜在挑战[4]。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探讨跨文化背景下不同类型网红的身份建构策略，并深入分析非真实性内容对受众心理和行为的长期影响。同时，应关注边缘化群体网红如何突破个体叙事的局限，有效地将个人倡导转化为集体行动。

2.3 AI介导的互动与社群动态塑造

网红与粉丝之间的互动是数字社群维系与个人身份建构的核心要素。传统上，网红通过评论回复、直播互动、问答环节（Q&A）、私信交流以及分享个人生活片段等方式与粉丝建立联系，并维系社群[1,6,8]。这种互动被视为一种透明度工作，旨在增强亲近感与真实性感知，例如通过公开分享负面经历，有时反而能获得更高的参与度[7]。社群互动对网红身份的反哺作用显著，社群认同能够强化网红影响力，因为粉丝的反馈（如点赞、评论）会促使网红调整内容和自我呈现，以迎合受众偏好并维持其地位[1,6]。微观网红尤其依赖这种“真实性”作为其“货币”，通过频繁互动和分享个人故事来建立牢固的社群关系[7]。

然而，这些互动并非全然出于真实性，其中可能存在商业动机和“表演性”因素。网红对 Q&A 问题的选择性回答或“你选我答”式的互动，尽管旨在了解粉丝偏好并调整内容，但也可能削弱真实性感知，使其更接近于一种形象维护的表演[8]。此外，网红在“追随者凝视”（Follower’s Gaze）下，其行为会受到粉丝反馈的反向塑造，为迎合粉丝期望而调整自我呈现，这使得亲密感也成为一种为了吸引品牌和粉丝的表演[1]。在社群管理中，积极互动（如支持性评论、点赞和分享）能显著增强群体凝聚力和归属感，而负面互动（如网络欺凌、骚扰或排斥行为）则可能导致社区分裂，疏远成员并削弱群体联系[3,7]。

近年来，人工智能（AI）工具的介入正在显著改变网红与粉丝的互动模式。Meta 推出的 AI Studio 工具允许创作者构建能够模仿其语调、语言和个人品牌的聊天机器人，以实现更一致的粉丝互动和自动化回复[5]。该工具旨在通过自动化响应提高效率，节省网红时间，使其能够专注于更高质量的内容创作或更深入的“深度”对话，从而提升品牌价值并确保持续的受众参与[5]。

尽管 AI 介导的互动带来了效率提升，但也引发了真实性问题，模糊了人际连接的界限，可能损害粉丝与网红之间情感连接的基础，即“真实性”[5]。即使 AI Studio 承诺透明度和控制，AI 生成回复与网红“人设”不完全一致的风险依然存在，这可能导致用户对网红的信任度下降[5]。相较于传统的人际互动，AI 介导的互动在社群维系和身份塑造中存在明显差异。传统互动强调即时性、情感交流和个人化定制，社群成员通过共同价值观形成数字行动主义并为边缘化群体提供发声平台[7]。而 AI 介导的互动则偏重于标准化和高效性，虽然解决了大规模互动的挑战，却可能牺牲了互动中情感的深度和细微差异。

在 AI 增强互动下维持真正的社群联系和信任是一项重要挑战。算法在塑造互动中扮演重要角色，它们往往优先展示高参与度的内容，这可能无意中促成“回音室”的形成，限制对多元视角的接触，最终导致集体身份的僵化和排他性[3]。未来研究应着重探讨如何平衡 AI 的效率与真实人际连接的深度，以及如何在社群管理中平衡包容性与潜在的分裂性。这包括探索混合式互动模式，即在 AI 辅助下保留关键时刻的人工介入，以维护粉丝对网红的信任和情感连接。同时，需要研究如何利用 AI 工具优化社群治理，有效应对负面互动，并促进多元观点的交流，避免“回音室”效应，从而构建更具韧性和包容性的数字社群。

2.4 商业化中的真实性困境与AI的复杂作用

商业化在网红数字身份建构中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提供了变现和发展的机遇，又可能对真实性感知造成损害[7]。多项研究一致指出，网红身份的商品化是其难以保持真实性的核心原因之一，因为为追求关注和经济利益，网红会调整甚至彻底改变“自我”，使其成为可供营销的对象，这与泰勒关于真实性源于内在自我的观点相悖[6,7,8]。

关于商业化对网红可信度影响的观点存在细微差异。例如，有研究表明，微观网红的在线成功与品牌合作和货币化紧密相关，即使他们感受到不真实，也很难放弃已建立的在线身份和商业合作需求[7]。这种困境导致网红在维持真实性与商业利益之间进行权衡，有时甚至出现“两面派自我”[7,8]。

不同自我呈现策略在商业化语境下对品牌回应和真实性感知产生不同影响。采用“普通人策略”的网红，通过展示生活的非完美和透明性，能增强受众的信任感和社会吸引力，即便商业合作通过明确声明如“本博客文章由XX赞助”呈现，也能带来更积极的品牌态度和购买意愿[2]。这表明，即便在商业内容中，保持“真实”的自我呈现仍能有效提升说服力。相反，“微名人策略”虽然关注物理吸引力和奢华生活，但因其内容的非透明性，可能导致受众对其真实性产生质疑，从而削弱可信赖性，影响粉丝信任[2]。此外，一些网红并不刻意追求真实感，而是通过展示奢侈品牌和精心策划的视觉美学来吸引受众，形成“引人注目的非真实性”，这表明在特定情况下，引人入胜的内容本身就足以维持粉丝群体，无需过度关注真实性[8]。

网红为尽量减少商业内容对其身份认同的负面影响，会采取策略性整合。例如，通过公开披露广告（如“赞助内容”标签）来减轻付费内容的不真实感，尽管这更多是出于法规遵守而非单纯为了提升真实性感知[6,8]。然而，如果网红对推广产品表现出真正的热情，或在非付费内容中重复使用推广产品，广告内容则会显得更真实、更具说服力[8]。残疾网红在内容呈现中，常将倡导内容与商业内容分开，这反映了他们在维护“真实性”与追求商业利益之间的权衡，也暗示了在更广阔的社会变革中，这种策略可能限制其向集体行动转化的潜力，从而影响其“真实性”的体现[4]。

人工智能（AI）在商业化中扮演着日益复杂的角色。AI能够赋能网红更高效地处理商业事务，特别是在合同审查和谈判方面，通过简化法律语言和突出关键条款，降低品牌合作风险并改善结果[5]。然而，这种效率提升也可能带来真实性困境。当AI深度介入内容生成和互动自动化时，可能会削弱内容的原创性和人情味，从而间接影响粉丝对网红“真实性”的感知。虽然AI通过降低商业风险帮助网红实现变现最大化，但其“自我”是否会因此被“商品化”或“程序化”，进而影响与粉丝建立的深层情感连接，是一个亟待深入探讨的问题[5]。这种商业驱动的考量在内容创作中占据更大比重，进一步加剧了商业化与真实性之间的张力，可能导致网红与社区成员之间的脱节，削弱最初吸引追随者的集体身份[3]。

2.5 数字身份建构的心理与伦理挑战

社交媒体网红在数字身份构建过程中面临着复杂的心理机制与社会压力，特别是在保持“真实性”方面。这种压力催生了“两面派自我”和“引人注目的非真实性”等策略，对网红的心理健康和自我认知产生了深远影响。研究指出，网红的身份具有商品化属性，其在线形象和行为深受市场需求、观众偏好及赞助商要求的影响，导致他们不断调整自身以迎合外部期望，这与泰勒所定义的忠于内在自我的真实性相悖[6]。过度关注外部验证而非内在自我意识与反思，使得网红难以保持真实性[6]。

这种“真实性表演”在实践中表现为多种策略。例如，一些网红会坦率地讨论个人困扰，如焦虑、身体形象问题或育儿挑战，以期通过展示真实的生活挣扎来增强透明度和亲近感，从而提升感知真实性[8]。然而，即使是这种“真实”的披露，也可能被视为一种策略性的“向下理想化”或“真实性表演”，其目的仍在管理受众感知，避免被认为过于“不真实”[8]。网红还会通过自嘲、承认内容制作的不完美（如自拍照片或Reel视频中的小失误）来表现“校准的业余主义”，以此降低专业化程度，增强真实感[8]。此外，“滤镜”与“无滤镜”照片之间的矛盾，也反映了网红在“真实自我”与“网红自我”之间的挣扎，因为“无滤镜”本身也可被视为一种有意识的自我呈现方式，旨在维护“真实”形象，这模糊了自我披露与自我呈现的界限，可能导致一种不真实感[1]。

“追随者凝视”作为一种规训力量，对网红的自我呈现和行为产生反向塑造作用。网红为了维持“理想形象”和“美学身份”，必须不断地“完美”呈现，甚至会反复拍摄照片直到满意，因为“不完美的帖子会影响其作为网红的身份”[1]。这种外部凝视导致网红对自我呈现的严格控制，甚至在私人场合也会不自觉地考虑粉丝的期望[1]。这种持续的自我监控和表演，体现了福柯“全景监狱”的概念在社交媒体环境中的应用，即无限的受众监视促使个体调整行为以维持理想的自我呈现[1]。当个体无法维持和平衡来自不同社交背景的期望时，会引发不同身份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以及无法在在线平台上真实呈现自我的感觉，可能导致严重的身份冲突，进而带来有害的心理健康问题，如抑郁、焦虑和倦怠[7]。例如，研究案例中的丽莎、贾斯珀、路易丝、卡莉和达格玛都因身份冲突和心理压力而调整其在线策略，甚至寻求专业帮助或放弃部分商业模式以获得平静[7]。残疾网红通过积极的自我表征来应对主流社会对残疾的污名化叙事，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应对社会期望和挑战的策略[4]。

AI辅助工具在缓解网红心理压力、提高运营效率方面具有潜在作用，但其应用也带来了新的挑战。AI生成内容可能导致虚假信息传播、深度伪造以及有害叙事的强化，甚至可能通过利用情感或鼓励上瘾行为来操纵受众[5]。这不仅挑战了数字身份的真实性基础，也对用户的心理健康构成威胁。AI聊天机器人已能冒充真人并具有高度说服力，预示着未来完全由AI生成的网红可能带来巨大风险，包括传播错误信息、制造深度伪造内容或强化有害叙事，且缺乏人类监督的AI代理可能导致偏见和回音室效应[5]。这种非真实性也带来了严重的伦理挑战，当追随者误认为网红是真实、可信、可靠的朋友或权威时，这种虚假信念可能被利用，导致不良影响，例如传播健康虚假信息、推动不健康的身体形象，甚至引发有害行为[6]。影响力甚至可能延伸到政治领域，模糊事实与观点之间的界限，促进虚假信息传播，从而对民主进程构成威胁[6]。关于网红在公共领域中因其双重身份（既有影响力又受制于趋势）而产生的问责问题，即如果他们发起的趋势导致负面后果或伤害他人，他们是否应承担责任，仍是一个伦理上不明确且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6]。

平台设计在支持健康身份表达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一些社交网络如BeReal和Everyday通过鼓励用户分享未经修饰的日常生活瞬间，旨在促进真实自我呈现，减少身份冲突[7]。同时，社交媒体平台应提供促进社区建设的功能，因为个体需要归属感和被认可的社区，以更好地表达真实自我[7]。网红在平衡AI使用与保持原创性方面也面临挑战。尽管AI工具可以提高效率，但过度依赖可能导致真实性丧失，从而影响其与受众建立信任的能力。

现有研究在探讨AI辅助工具对网红心理健康长期影响方面存在空白，这需要跨学科（心理学、人机交互）的纵向研究来填补。未来研究应更深入地探讨AI技术如何被设计以支持而非损害网红的心理健康，以及如何制定更明确的伦理准则，以应对AI辅助内容生成所带来的真实性、责任与隐私泄露等挑战。

3. AI影响力重塑的社会生态：权力、集体行动与伦理治理

在数字时代，人工智能（AI）技术的飞速发展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塑着社会生态系统，深刻改变着内容的创建、分发和消费模式。这种变革不仅触及个体层面的数字身份认知与消费行为，更对宏观社会结构、集体认同及伦理治理带来了深远影响。本章节旨在系统分析AI如何通过影响力文化，特别是网红现象，重新定义权力、集体行动与真实性感知，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其所引发的伦理挑战以及未来行业规范和平台政策的展望。

随着AI代理的日益普及，用户与这些非人类实体建立情感连接的可能性将根本性地改变我们对真实性的传统认知与价值判断[5]。这种转变不仅模糊了人与机器之间的界限，更引发了对信任、权力和责任归属的重新审视。同时，社交媒体正在经历一场“大碎片化”趋势，用户从少数主导平台转向更为复杂的利基空间生态系统，AI技术的介入可能进一步加速这种社会分裂，形成新的数字“部落”和“回音室”效应[5]。

本章将首先聚焦于AI对个体数字身份认知与消费行为的影响，探讨网红所拥有的“权力”的性质及其后果，包括其对社会规范、消费行为和数字素养的潜在影响[5,6]。随后，我们将深入分析AI如何驱动社会碎片化，重塑集体认同，并审视数字行动主义在这一新生态下的演变与挑战。最后，本章将批判性评估AI影响力所带来的伦理挑战、风险及规制框架，比较现有研究中关于伦理问题的立场，并对未来行业规范和平台政策提出展望。此分析旨在为理解AI时代下数字社会复杂互动提供一个全面的理论框架，并为应对其带来的挑战提供潜在解决方案。

3.1 AI对个体数字身份认知与消费行为的影响

网红的数字身份对其追随者关于自我、形象及生活方式的认知产生了显著影响，尤其体现在模仿行为、身份认同的投射以及消费主义价值观的传播上[1,6,7]。青年群体往往将网红视为榜样，渴望效仿其生活方式，这促使网红维持一种“令人向往”的形象，从而积极或消极地塑造青年群体的数字身份。例如，一些网红通过展现不切实际的身体形象，可能对追随者，特别是年轻女性，产生负面影响，引发健康虚假信息、饮食失调或身体畸形恐惧症等有害行为[6]。

不同网红类型对消费者行为和态度影响的差异显著。研究表明，网红的自我呈现策略，如“普通人”（Common Person）、“意见领袖”（Opinion Leader）和“微名人”（Micro-Celebrity）模式，通过影响信息源的可信度（包括可信赖性、专业性、身体吸引力和社交吸引力）来塑造消费者对品牌和产品的态度及购买意愿[2]。具体而言，采用“普通人”策略的网红因其更高的可信赖性和社交吸引力，被消费者认为更值得信任、更具亲和力，从而引发更积极的品牌和产品态度以及更高的购买意愿。这表明，“真实”（authentic）且“有共鸣”（relatable）的形象有助于降低在线购物风险感知[2]。

相较之下，“意见领袖”策略的网红则因其专业性更具说服力，消费者认为他们拥有更丰富的知识和经验，进而对推广的品牌和产品产生更积极的态度和更高的购买意愿[2]。然而，“微名人”策略在提升物理吸引力方面效果不佳，且在可信赖性和社交吸引力方面表现不足，这暗示过度追求奢华和“明星化”的自我呈现可能无法有效转化为积极的品牌回应，甚至可能因缺乏“真实性”和亲和力而削弱消费者的信任和购买意向[2]。这表明，消费者更倾向于信任那些看起来更真实、更亲近或更专业的网红。

网红的非真实性是一个重要议题，它可能导致粉丝对网红拥有权力的错觉，而这种权力实质上更多地从网红流向粉丝[1,6,8]。粉丝通过点赞、评论和私信等方式表达偏好，网红会根据这些反馈调整内容以迎合受众，从而反向塑造网红的行为。这种“追随者凝视”赋予了粉丝指导网红行为的真正权力，而非网红单向施加影响，暗示网红的权力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其受众的制约和塑造[1]。当网红被认为真实时，粉丝会产生更高的信任度、社区感和购买赞助产品的意愿。反之，若网红过于“表演性”或“不真实”，可能导致粉丝流失和信任下降[8]。即便内容不那么真实，只要具有足够的吸引力（如展示奢侈生活、拥有精美视觉审美），“引人注目的非真实性”也能吸引和维持大量粉丝，表明在某些情况下，视觉吸引力可能比真实性更能影响消费者的关注和行为[8]。

人工智能代理的普及对用户情感连接、真实性感知、数字身份和信任验证带来了根本性挑战，并使多数字身份维护的复杂性加剧[5]。当完全由人工智能生成的网红成为主流时，用户将与这些人工智能代理形成情感联系，这挑战了传统意义上的真实性概念。这种变化意味着消费者对产品和品牌的信任可能从人类网红转移到人工智能代理，进而影响其购买决策和消费行为。此外，数字身份日益模糊，用户可能难以区分人类和人工智能创造的内容，对其认知和消费选择产生深远影响。预计用户将根据对人工智能介导体验的偏好和舒适度重新聚类，形成新的数字社会分层，进一步影响个体数字身份的塑造和消费行为模式[5]。

此外，残疾网红的自我表征对个体与边缘化群体身份认知具有独特影响。例如，一些残疾网红通过积极的自我呈现，塑造并挑战主流社会对边缘化身份（如残疾）的认知，从而促进更包容的态度[4]。这种自我呈现策略旨在改变公众对残疾的刻板印象，间接影响个体对残疾身份的认知。这与网红对一般个体消费行为的影响有所区别，后者主要通过促进消费主义价值观和引导产品偏好来实现，而前者更侧重于社会观念的重塑和身份认同的积极建构。

3.2 AI驱动的社会碎片化、集体认同与数字行动主义

社交媒体正经历一场“大碎片化”趋势，传统的社区概念受到挑战，用户从少数主导平台转向更为复杂的利基空间生态系统，形成政治同质的自治社区[5]。这一转变并非削弱了人们对真实连接的渴望，而是在数字领域催生了新的连接形式。人工智能（AI）的普及进一步加速了社会分裂，根据用户对AI介导体验的偏好和舒适度，数字社会结构中出现了新的划分，从而形成新的数字“部落”[5]。这些新的数字社群虽然可能加剧“回音室”效应，限制用户接触多元视角，强化现有信念和身份，进而导致社区内部的碎片化和两极分化[3]，但也通过共享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集体归属感[3]。

平台治理模式的演变，从中心化转向分布式模型，如社区笔记系统将内容审查责任分配给用户社区，对民主参与平台治理产生了深远影响[5]。这种去中心化趋势伴随着Bluesky、Threads和Mastodon等去中心化平台的兴起，挑战了传统社交媒体巨头的垄断控制，使得用户在不同平台间无缝互动成为可能[5]。然而，在碎片化数字空间中，内容一致性审查面临挑战，如何在新兴的去中心化环境中维护平台内容质量和减少虚假信息传播，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社交媒体网红文化对社会动态和集体身份的形成产生了显著影响。网红通过分享个人故事、视觉内容和参与讨论，促进了共享价值观社区的形成，从而强化了集体归属感[3]。网红在推动特定社会议题、促进数字行动主义以及为边缘化群体提供发声平台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针对气候变化、种族平等和心理健康等问题的社会运动，通过社交媒体分享信息、组织活动和放大声音，形成了统一的社会变革阵线[3]。残疾网红的倡导方式，如频繁突出残疾相关主题，但往往以个人视角呈现，并且缺乏呼吁参与集体行动的明确号召，揭示了一种新型的倡导形式：优先强调积极和“真实”的亲身经历，但在转化为集体动员方面存在局限性[4]。这种现象表明，社交媒体虽然为边缘化群体提供了发声平台，但在促进深层次的集体认同和数字行动主义方面，仍面临将个人倡导转化为群体行动的挑战，需要与其他激活过程和有组织的行动主义联系起来，才能超越单纯的意识提升，实现更广泛的社会变革[4]。

尽管社交媒体在促进数字行动主义方面具有潜力，但也存在加剧分歧和强化刻板印象的负面影响。例如，“回音室”现象可能导致用户主要接触到与自身观点一致的信息，从而强化现有信念和身份，限制对多元视角的接触，进而加剧社区内部的碎片化和两极分化[3]。此外，“交叉性”概念的重要性在于，社交媒体为多元身份提供了表达和庆祝的平台，但主导叙事有时会掩盖边缘群体的声音，导致排斥感，这强调了创建包容性在线空间的重要性[3]。

综上所述，AI驱动的社会碎片化、集体认同的重塑以及数字行动主义的演变，共同构成了当前数字社会复杂的图景。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探索如何平衡去中心化带来的自主性与内容治理的有效性，以及如何将个人层面的数字倡导转化为更具影响力的集体行动，以应对碎片化趋势带来的挑战，并充分发挥社交媒体在促进社会变革中的积极作用。

3.3 AI影响力的伦理挑战、风险与规制框架

网红作为意见领袖所拥有的权力维度日益增强，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潜在的伦理挑战。这些挑战包括但不限于虚假信息传播、过度商业化以及对用户隐私的侵犯[6,7]。研究指出，网红的“非真实性”对追随者构成负面影响，例如可能传播不切实际的身体形象、诱发饮食失调，甚至散布虚假健康信息或促使有害行为的发生[6,7]。这种影响力甚至可能渗透到政治领域，模糊事实与观点之间的界限，从而对民主进程构成威胁[6]。当追随者将网红视为可信赖的朋友或权威时，这种虚假信念会增强网红的营销效果，从而引发“网红的有效性是否依赖于向追随者呈现一个虚假的自我”的伦理拷问[6]。此外，社交媒体平台以利润为导向的算法设计，加剧了回音室效应和算法内容筛选等问题，限制了个体身份工作的动态过程，并可能导致长期的心理健康问题[7]。

AI代理的出现进一步复杂化了网红影响力的伦理格局。完全由AI生成的网红存在显著风险，包括传播错误信息、创建深度伪造内容和强化有害叙事，甚至通过利用情感或鼓励上瘾行为来操纵受众[5]。由于缺乏人类监督，AI代理可能导致偏见和回音室效应，并在出现问题时缺乏明确的问责机制[5]。平台所有者通过其专有AI系统掌握着前所未有的权力，这进一步凸显了对全自主AI网红进行规制的紧迫性。政策制定者必须预见其出现，解决非人类网红的权利和责任、真实性验证以及算法问责归属等紧迫问题。

为应对这些严峻挑战，已有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首先是增强透明度和用户代理，包括强制要求所有AI生成内容和AI网红进行清晰、标准化标注，并包含负责AI系统实体的信息[5]。其次是保护数字权利，建议制定针对AI系统收集行为数据的具体条款，包括情感反应追踪的强制同意机制以及限制平台使用准社会关系数据的明确规定[5]。再者，通过数字素养倡议帮助公民识别AI生成内容并理解推荐算法的工作原理至关重要，呼吁在欧盟范围内投资AI意识计划[5]。此外，制定社交媒体环境中道德AI设计的约束性标准，特别是要防止操纵弱势用户，并确保AI系统增强而非削弱人际互动，也是关键措施之一[5]。

为了应对中心化平台带来的挑战，促进去中心化基础设施也被视为有效策略。这包括制定欧盟范围内的跨平台数据可移植性和协议兼容性标准，以实现不同平台间的无缝通信，同时保护隐私[5]。同时，建议设立监管沙盒和专项种子资金，以支持符合欧洲价值观的去中心化社交媒体倡议[5]。在研究层面，拨款研究AI在社交媒体中的心理和社会影响，特别关注民主话语、认知发展和社会凝聚力，具有重要意义[5]。最后，支持开发开源技术，以促进去中心化系统的有效扩展，包括分布式内容分发网络、联邦身份系统和可互操作的审核工具，旨在平衡技术创新与保护人类连接及自主性，以塑造一个更健康、负责任的数字未来[5]。

尽管上述政策建议旨在应对AI带来的伦理挑战，但其可行性与局限性仍需批判性评估。现有研究虽然深入分析了网红权力滥用和非真实性带来的问题，但普遍未能直接探讨AI技术所引发的深度伪造、情感操纵等新兴挑战，也较少提出具体的AI规制框架[1,3,4,7,8]。此外，网红作为社会倡导者在转化为集体行动方面的局限性也值得关注，这暗示了个人影响力在数字空间中转化为社会变革的复杂性及其内在的伦理考量[4,6]。未来行业规范和平台政策应着眼于建立更加透明、负责任的数字生态系统，明确AI网红的法律地位和责任归属，并通过多方协作确保技术发展与伦理价值相符。

4. 结论与AI时代下数字身份建构的未来研究展望

当前文献在社交媒体网红文化与数字身份构建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揭示了该领域的核心动态与复杂性。研究表明，网红在Instagram等平台上的身份构建是一个语境化且动态的过程，其核心在于自我呈现、身份重构和印象管理，即使看似随意的真实内容也可能属于精心策划的印象管理范畴[1]。网红通过“真实性管理”、“两面派自我”和“引人注目的非真实性”等策略，旨在增强其真实性感知，即便这可能与内在驱动的真实性相悖，因为其身份常为迎合市场需求而被商品化[6,8]。此外，社交媒体平台作为“阈限空间”和“身份游乐场”，为个体提供了探索新身份的环境，但在线身份的“黏性”以及平台算法和商业需求却使得身份转变面临挑战，进而引发出“真实性悖论”与心理困扰[7]。

AI技术对数字身份构建的影响正日益凸显，特别体现在多模态身份构建的赋能以及真实性概念的复杂化。AI的融入为社交媒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风险，尤其对真实性与有意义的互动构成挑战[5]。研究发现，不同自我呈现策略对信息源可信度感知和品牌反应产生差异化影响，其中“普通人策略”和“意见领袖策略”因其更高的可信赖性、社交吸引力或专业性而更具说服力，这表明AI在模拟这些策略时可能重塑影响力生态[2]。同时，AI生成内容和AI网红的出现，进一步复杂了真实性与信任的边界。

然而，现有研究仍存在诸多局限性。在样本方面，部分研究仅限于女性网红和女性受众，或特定类型（如残疾网红、腰部生活方式网红）且样本量较小，限制了结论的普适性[2,4,8]。数据收集方面，单一接触点和仅基于公开内容的分析限制了对网红个人意图和追随者感知的深入理解，导致主观性偏差[1,2,8]。平台局限性亦普遍存在，多数研究仅聚焦Instagram，忽略了其他社交媒体平台的差异化影响[2,4,7,8]。此外，对真实性的评估常局限于单一理论框架（如泰勒真实性框架），未能充分探索多元理解[6,8]。网红倡导的个人化倾向使其难以转化为集体行动，且其内容与商业利益平衡面临挑战[4,8]。定性方法的普适性受限，需要更多定量研究验证。最后，“回音室现象”可能强化既有认知，影响对网红真实性的全面评估，并可能限制身份工作的动态性，引发心理健康问题[7,8]。

展望未来，AI时代下数字身份建构的研究应着眼于以下多个关键方向：

首先，多模态AI代理的伦理与治理研究至关重要。未来的研究应专注于开发一套全面的伦理评估与治理体系，以应对AI生成内容可能带来的虚假信息和情感操纵。这不仅需要技术层面的突破，如开发溯源技术（例如新的水印或区块链技术），还需结合法律、社会学和哲学等多学科视角，构建可编程的AI道德准则，并允许用户和社区参与算法的透明度审计，确保技术发展与社会价值观同步[5]。

其次，去中心化社交媒体中的信任机制研究应被提上日程。探索基于零知识证明（Zero-Knowledge Proofs）或同态加密（Homomorphic Encryption）的去中心化身份验证和数据共享机制，可在保护用户隐私的同时，增强平台内的信任和问责制，并促进高质量的社区互动和内容分享，从而提升用户黏性并对抗碎片化趋势[5]。

再者，跨文化背景下AI网红真实性感知差异研究将为全球AI网红市场提供细化的策略建议。通过跨文化比较分析，探讨用户对AI网红真实性的接受度、信任水平及其对消费行为的影响，将有助于制定更具普适性和文化敏感性的AI应用和监管策略[5,6]。

同时，深入探讨AI生成内容对人类创造力与数字素养的影响是必要之举。例如，通过眼动追踪或神经科学方法，评估用户对AI和人类生成内容的认知差异，并据此设计更有效的数字素养教育项目，帮助公民理解AI的工作原理，培养批判性参与能力，从而更好地驾驭复杂的在线互动[3,5]。

在经济模型创新方面，AI影响力生态系统中的经济模型创新将应对传统商业模式在AI时代面临的挑战。探索新的经济模型，如基于去中心化自治组织（DAOs）或非同质化代币（NFTs）的AI网红收入分配和版权保护机制，将激励负责任的AI应用[5]。

进一步，网红权力边界与监管机制研究应深入探讨如何界定网红的权力边界，并提出具体的监管框架和伦理准则，包括行业自律机制、平台责任和法律法规研究。特别要针对网红因其非真实性和影响力可能造成的负面社会后果（如传播有害信息），建立明确的问责机制和法律规范，探讨其在道德和法律层面应承担的责任[6]。

对于**“私人领域”重塑与数字福祉**，未来的研究应探索具体的实践模式，例如如何设计社交媒体平台以鼓励深度思考，以及个体如何有效管理在线和离线生活，维护私人空间，抵制过度商品化和信息过载。可以进一步探讨“数字边界管理工具”或“‘数字极简主义’实践”等具体解决方案，呼吁改变在线平台的利润动机，以构建更健康、更有利于心理健康的在线世界[6,7]。

在研究方法上，应推崇跨平台与多模态分析。建议未来研究扩大网红文化案例研究的范围，分析不同社交媒体平台（如TikTok、YouTube）上的内容策略、传播效果与受众互动模式，特别关注不同内容形式（如短视频、直播）如何影响倡导信息传播和用户参与度[4]。

受众感知与行动转化的研究需深入。建议深入研究不同类型受众（包括残疾群体内部、非残疾追随者、政策制定者和品牌方）对网红倡导内容的感知和解读。可以采用混合方法，如结合内容分析与受众调查或访谈，探讨网红的倡导内容如何影响受众的态度转变，以及哪些因素能够促使受众将意识提升转化为实际的线下行动或支持行为[4]。

网红与传统行动主义的协同机制也是重要方向。探索网红倡导与传统社会行动主义（如残疾权利组织）如何建立协同机制。研究可以分析成功案例中网红如何与非政府组织（NGOs）合作，共同设计并推广倡导活动，从而弥补网红个体倡导在集体动员方面的不足[4]。

最后，伦理与规制框架的构建应探讨如何建立更完善的伦理准则和规制框架，以指导网红在倡导边缘化议题时的责任。这可以包括研究如何确保倡导内容的真实性，防止“作秀式”倡导（slacktivism），以及平衡网红的商业利益与公共利益[4]。

此外，针对“回音室效应与社会极化”带来的挑战，AI驱动的个性化推荐系统对用户身份认同和信息茧房效应的量化研究应探讨如何通过算法设计来促进信息多样性和减少认知偏见[3]。同时，应深入探讨在线多重性策略的长期心理后果，评估其对个体健康和幸福的影响，特别是如何在增加资源和潜在精力消耗之间取得平衡[7]。

总而言之，未来的研究应超越单一平台和方法论的局限，采纳多维度数据采集、跨文化比较以及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混合方法，以更全面地理解AI时代下社交媒体网红文化对数字身份构建的深远影响及其衍生的社会、伦理与心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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